按：“九夏芙蓉 奔来眼底”——荷文化与“湖滨春城·山水花都”学术交流座谈会，8月27日，如莲荷般华丽绽放。本次填补荷花文化研究空白之盛会，由@昆明市大观公园 主办，奔来书院、新浪云南（@浪眼看云南 ）承办，由我担任学术主持。微博平台官方话题#荷文化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学术交流会#强势登榜热搜，阅读量破1100万。

到场名家的主旨演讲精彩纷呈，我们陆续发布。另一位重磅专家——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原院长、“滇池文化大使”翟辉教授，虽未能亲临，却提供了用心备好的演讲稿，并授权发布，其切题之精准、思考之深入、观点之犀利，令人感佩。

——温星（活动主持人，新浪云南新闻总编辑，奔来书院执行院长，中国作协会员、昆明评协副主席）

辨析“山水城市”与“花园城市”

——“山水花都”的三种可能误读及其矫正

作者：翟辉（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、原院长，滇池文化大使）

九夏芙蓉 奔来眼底——荷文化与“湖滨春城·山水花都”学术交流系列文稿之③

昆明提出“湖滨春城，山水花都”的城市定位，意在回归营城本源，重塑天人合一、湖城共融关系。然而，任何美好的理念，一旦脱离理论根基、陷入望文生义的陷阱，便可能沦为漂亮的口号。这个准确的城市形象定位，却也伴随着三种可能的误读：将“山水”等同于有山有水的表象，将“花都”简化为无节制的“花化”，将“花园城市”混同于遍地花坛花园的视觉工程。

一个好的城市形象定位若在提升实施中不加以深刻理解与辨析，其雄心便可能在概念的泥潭中折损。

一、“山水”不只是风景，更是中国文化的自信回归

在中国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色中，山水从未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，而是浸润于哲学、诗歌与绘画的精神母题。然而，在当下的语境中，“山水城市”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，就是将其简单等同于一种地理配置——似乎只要有山有水，便可冠以“山水城市”之名。这种浅表化的理解，不仅把千年营城智慧降格为当代的“造景”手艺，更在无形中剥离了山水背后深厚的文化灵魂。

实际上，当钱学森先生提出“山水城市”理念时，他并非在探讨单纯的地理形态，而是在构思“把中国山水诗词、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”的人居理想。这是一种将城市作为“开放复杂巨系统”的深刻洞察。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，人与山水的关系，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、保护与被保护的二元对立，而是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共生关系，一种“气韵生动”的诗画意境。山水是天地大道的具象化，山为静、为骨、为仁，水为动、为气、为智，城市营建的过程，本质上是将天地秩序与人文情怀和谐交织的过程。

因此，将“山水”写入昆明城市形象定位，其深层底气不只是生态治理的成果，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，一座城市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唤醒与高度自信。如果昆明将“山水”窄化为沿湖步道和观景平台，那就抛弃了“山水画境”的灵魂；若能从文化根脉上理解“山水”，那么，西山滇池就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，而是一幅流动的、属于昆明的精神画卷。

这种从“风景”向“心境”的升华，正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。它要求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，不仅要用现代科技去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，更要用东方的美学去构建人的精神家园。当我们在城市中留出“计白当黑”的想象空间，当我们在高楼林立间依然能感受到“蝉噪林逾静”的空灵，我们便是在用当代的语言，重新讲述属于中国人的山河故事。

前者让我们敬畏自然，后者让我们诗意地栖居；而这两者的完美交融，正是中国文化在当代最从容、最坚定的自信回归。

图：研讨活动气氛热烈，新浪云南新闻总编辑、奔来书院执行院长温星担任主持

二、“花都”不只是产业，更是生活哲学的从容彰显

昆明拥有斗南花市，交易额连续27年全国第一的产业实力，这是“花都”定位最坚实的底气。然而，产业优势与天赐气候若缺乏人文自觉，“花都”便可能滑向两个同源异流的陷阱：过度商业化与肤浅“花化”。

过度商业化的陷阱，不在于“商业化”本身——花卉交易本就是昆明的产业之重，斗南的繁荣正是商业文明的成果。危险是在于那个“过度”：当“花都”的一切指标都指向交易额的再创新高、游客量的再破纪录、花展规模的再上台阶，花便从生活的诗意注脚沦为经济的冰冷数据。斗南的花农不再因“花开得好”而喜悦，只因“卖得多”而满足；市民走进花市不再是为生活增添诗意，而是陷入“买哪一束更划算”的精算。

当一座城市的花卉经济只讲效率不讲生活，只讲规模不讲品质，只讲交易不讲审美——那便是“过度”已至，“花都”不再是因“花”而美的生活城市，而只是以“花”为名义的商品社会。

肤浅“花化”的陷阱，则更为隐蔽且危险。所谓“花化”，是把花当作城市的“化妆品”——哪里需要点缀就种哪里，什么花期热闹就种什么，什么花色上镜就种什么。“短平快”的“花化”，本质上是将“花都”降维成一场永不停歇的视觉营销：花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“好看”“好拍”“好发朋友圈”。

更深层的危险在于，这种“花化”是排他的——它偏爱花期集中、色彩浓烈的外来品种，而冷落本土的、四季散淡的草木；它追求集中成片的“花海效应”，而排斥花在街角巷尾自然生长的生活感；它追求“打卡”效果，而不顾历史街区应有的古朴与真实。

当“花都”成了“花展”，花便从市民日常生活的陪伴者，变成了供人消费的景观道具。

过度商业化把花当“摇钱树”，肤浅“花化”把花当“化妆品”，二者都忘记了——花之于昆明，首先是生活本身。

真正的“花都”，应当是让花回归生活哲学的从容彰显。昆明人爱花、种花、卖花、赏花，却从不被花所役。街头的卖花人从不吆喝，只等懂花的人驻足；市民十元买一捧鲜花回家插瓶，不为装点门面，只因“日子就该这么过”。这种从容，是一种对时间的自主——不追赶、不焦虑，相信一朵花开需要时间，一座城市生长同样需要时间；是一种对好恶的诚实——不追逐网红花种，只种自己真正喜欢的；更是一种对幸福的笃定——幸福不是远方追逐的风景，而是眼前这一束花、一杯茶、一个闲适的午后。

唯有拒绝将花简化为商品或装饰，昆明才能让“花都”超越过度商业化与肤浅“花化”的双重陷阱，让鲜花真正成为市民“诗意的栖居”中不可或缺的日常——不是“去赏花”，而是“花在生活里”。

三、“花园城市”不只有花园，更是人本价值的昆明践行

“花园城市”是最容易被浅读的一个概念。如果说“山水”的误解是望文生义，“花都”的陷阱是功利驱使，那么对“花园城市”的误读，则最深层地暴露了我们对城市本质的认知偏差——“花园城市”从不是“花园”加“城市”的组合，更不是遍地花园的视觉工程。

“花园城市”从英文Garden City直译而来，国内规划界专译为“田园城市”。这一译名差异本身已埋下误解的种子。霍华德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，“是为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提供一种社会改革的‘正确的思想体系’”。它不是一种城市规划技术，而是一种社会改革方案——主张城市与乡村“结婚”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。把Garden City翻译成“花园城市”，本身已经造成了深刻的误解；如果再把它理解成“到处是花园的城市”，那便是误解之上的误解。

从霍华德的“田园城市”到今日中国的“公园城市”，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进，核心从未改变——人。田园城市要解决的是工业时代“人的异化”，公园城市要回应的是当代“人的全面发展”。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：城市究竟为谁而建？

“公园城市”不是有公园的城市，而是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。理解“公园城市”，首先要理解“公”的三重含义。第一重是公共性——公园不是私家庭院，是所有人都可进入、可停留的共享空间；第二重是公民性——公园不是政府“给”的福利，而是市民依法“享”的权利；第三重是公平性——公园不应只集中在新区和富人区，而应均衡分布于每一位市民的步行可达范围之内。

“公园城市”追求的正是让生态福祉“最大化地惠及每一位市民”。这三重含义合在一起，指向一个朴素的道理：花园城市的“花园”，是为每一个普通人而开的花园。

昆明践行这一人本价值，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：这座城市本就“长在花园里”——推窗见绿、出门入园，不是规划出来的景观，而是世代居民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惯性。这种禀赋决定了昆明的“花园城市”不必模仿任何范本——新加坡的精致可以欣赏，成都的经验可以借鉴，但昆明要走的路，是让“花园”回到“人”的尺度，让“公”回到“家”的附近——让花园可及、空间可亲、生态可感。

“山水花都”不是为城市“造园”，而是为“人”营建“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”的生活世界。

图：活动现场部分嘉宾与读者合影留念

四、结语

如果昆明将“山水花都”等同于视觉上的花团锦簇、花园数量的简单堆砌，那就把一场关乎社会公正与日常幸福的深刻变革，降格为一场城市美颜运动。反之，若能从“公”的人本价值出发，昆明的公园与绿道便不再是城市的“装饰品”，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福祉——花园不在远方，就在家门口。

如果昆明将“山水花都”从一句景观口号上升为一种生活哲学，让滇池的波光、四季的鲜花、城市的山水，都真正服务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幸福，那么，这个定位便不只是“养眼”，更是“养人”；不只追求“美”，更追求“真”与“善”——那才是它应有的高度。